不撒謊，本應是爲官的最基本品德，這就如同“教師需認得字”一樣，還用得着討論嗎？不幸的是，這還真是一個需要嚴肅討論的話題。一個有力的佐證是，最近，貴州六盤水市副市長因爲在環保問題上公然撒謊，欺騙中央調查組，被有關部門“掛牌督辦”，此事鬧得沸沸揚揚。
一個官場內幾乎人人盡知的“潛規則”是，在時下許多地方的政壇，一個時時、事事講真話的幹部大有被“逆淘汰”的危險。
最典型的例子是,安徽利辛縣原縣委書記夏一鬆就因公開拒賄、道破地方官場一些所謂的“祕密”而受到威脅、打壓，自覺“撞上一張無形的網”，最後憤然辭官下海。李昌平，湖北監利縣棋盤鄉原黨委書記，因上書總理道出“農村真窮，農民真苦，農業真危險”之實情，不得不去職離鄉。
儘管輿論對夏、李這樣的幹部表現出同情與遺憾，但官場之內的不少人仍視其爲違反“遊戲規則”的異類，至少會認爲這種以自毀前程爲代價的行爲，是政治上“不成熟”的表現。
“人在官場，總是要說些假話的。”這是特定國情造成的嗎？絕不。相反的，我們的黨和政府一貫提倡幹部講真話、辦實事、求實績，中央也一直強調要利用包括紀檢監察機關在內的各種監督途徑，使“求真務實”落到實處。嚴責之下，官場假話仍不絕於耳，說明這一問題的根源相當複雜，恐怕要從政治文化、體制機制、乃至幹部考評辦法等諸多方面去找原因。
從本質上講，爲“官”，首先是一種職業，而且是競爭異常激烈的職業。有人形容，當官是火車上了軌道，只能前進不能後退，離軌即意味傾覆。然後，“位置”總是有限，愈往上攀困難愈大，競爭愈激烈甚至殘酷。巨大的權力誘惑，沉重的心理和社會壓力之下，阿諛奉承、造謠中傷、下鉤設套，一幕幕鬧劇上演，古今中外的政壇皆無可避免。既如是，講假話，又有什麼奇怪的？區別在於，在媒體極度發達、公衆人物無隱私可保的現代政治文明生態下，官員說假話面臨的危險越來越大，但這絕不足以杜絕假話的存在。
在不少地方，官員說假話也是一種“現實需要”，否則就無法解釋何以會“官出數字，數字出官”，何以有如此多的“注水政績”。這就牽涉到現行的幹部考覈機制了，考覈機制是根指揮棒，如果“惟數字論英雄”，就會有人大肆修改統計數據，政績造假，假話成風。問題的另一面是，官員造假乃“主觀上爲自己，客觀上爲上級”，因爲鄉里的成績歸根結底是縣領導指揮有方；縣裏有政績，總歸是市領導決策正確。所以，對下級的政績造假，不少上級幹部睜隻眼閉隻眼，有的甚至將指標“分解”下去，授意下級造假。
幹部說假話，也有不得已而爲之的成分。現在，一些上級部門制定的政策不切實際，確定的發展目標貪大求快，而又以這樣那樣的“一票否決”給基層幹部施壓，造假就這麼給“逼”出來了。筆者曾在華南某縣掛職任縣委副書記，對此有深切體會。比如，省裏要求對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修造的水庫進行維修加固，限時驗收。某縣一測算，要投入七八億元，而該縣一年的可用財力才四五億，僅夠發工資。怎麼辦？縣委書記說，兩條路：向上公關求情,造假應付。如果只訂目標，不給手段，自己又力有未逮，總要應對這樣的難題，基層幹部如何能不說假話？
列寧早就尖銳地指出：“吹牛撒謊是道義上的滅亡，它勢必引向政治上的滅亡。”不管原因多麼複雜，官員說假話總是羣衆深惡痛絕的嚴重問題。老百姓有理由懷疑，這樣人品成問題的幹部，能一心一意爲我們謀福利嗎？同樣嚴重的是，說假話像瘟疫一樣，侵蝕官場文化，降低官員品性，使幹部形象大受損害。“假作真時真亦假”，“官員講真話”總成新聞，羣衆由對個別官員的不信任會逐漸發展成對一個羣體的懷疑，後果將非常嚴重。
副市長說謊失敗，是上級部門較真的結果。這給我們一個啓示：凡幹部在長篇報告裏講的、大會小會上說的,在上級檢查中彙報的,都應認真檢查覈實一番,像商品質量打假一樣，搞一場“官話”打假，讓媒體監督，有問題者由紀檢監察機關嚴厲查處。官員的書面講話只要是談日常工作的，應該讓普通百姓有地方看、隨時可以查。陽光是最好的防腐劑，一切都公開了，假話還能盛行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