爲什麼文人家庭不幸，從歷史上看，我們能發現一些問題，那就是文人家庭最後的結局都是不好的，這讓許多人好奇是什麼原因導致文人家庭不幸。下面給大家介紹爲什麼文人家庭不幸！
這個題目本來早就應該寫好的，一直拖到現在，並不完全是時間緊缺的問題。我有許多思想顧慮，擔心一些人會對號入座，會引起不必要的麻煩。
如果，我們的文學丟棄了鍼砭時弊的功能和傳統，完全演變成了一種粉飾太平的喬布拉什情調，對社會的進步就是一劑毒藥。
誠然，有些人向來是很敏感的，他能容忍肉麻的吹捧，能容忍虛假的胡說，能容忍對民意的欺凌，卻不能容忍對社會性疾病的理性診療。這是文人的不幸和悲哀，也是應該警醒的社會性問題。
四年前，我在北京參加一個座談會。會議間隙，和一些文友在一塊吃飯。大家在閒談中，無意扯到了文人相輕的問題，幾乎個個義憤填膺，大家似乎都憋着一股氣。
有人說：“現在文壇如此不景氣，文人們應該團結起來，相互理解，相互包容，抱團取暖，共渡難關，可是······”
他不願意再說下去，只是將半杯白酒一飲而盡。在那個耳濡目染的環境裏，我深有感觸，曾經承諾要寫這麼一篇文章。
我一直在思考這個現象。我明顯感到這個問題具有普遍性和典型性。大文豪、大明星有他們的豪壯，也有他們的苦惱和紛爭。
像我們這些小地方的小文人，也有一些品性不好的人壞了文壇的風氣。有的人不知道天外有天，人上有人，在思想深處頑固地留存着那種狹隘的排他意識，對誰也不服氣。
有些人總認爲老子天下第一，世上只有別人的妻子漂亮，自己的文章絕妙，他把誰也不放在眼裏，好像他是本地的太上皇。
某某人發表了一篇文章，作爲愛好者，他反倒不高興，心裏生出一種酸溜溜的意味。表面上卻裝出一種不在乎的'樣子，還要說幾句諷刺的話。
在他的眼裏某某人那兩把刷子他最清楚，他寫的文章也不過如此，完全是小兒科，有什麼值得驚訝的。
他是文壇的阿Q，經常用精神勝利法麻醉自己，炫耀自己，到處吹噓張揚，說某個大作家昨天晚上給他打了電話如何如何。
別人總是淡淡一笑，嘴上沒有說什麼，心裏卻在說，作家是靠自己的作品立世的，作家就是天天給你打電話，你也不一定能成爲作家。
大家心裏清楚，他是吃這碗飯的，已經多少年了，也沒有看見他寫出什麼東西來，卻沒有一點慚愧的神情。
別人寫出來新的作品，他還要大加評說，百般挑剔，以顯示自己的高明。其實他的觀念還停留在30年前，他不可能寫出具有時代精神的作品，也不可能對別人的作品作出恰當的令人信服的評說。
文人相輕的毛病在這種人身上表現得十分突出，他輕視別人的品德，輕視別人的才能，輕視別人的風格，輕視別人的勞動，輕視別人的創造，輕視別人的寬容。
看到別人有了成績，心裏不舒服，編造一些謊言混淆視聽，甚至有意識的唆使狗仔隊進行污衊性的宣傳，殊不知這樣反倒提高了受害人的知名度，他又感到有一種難以發泄的憤懣鬱積在心頭，這是庸人自擾，咎由自取!
文人相輕是中國封建意識的殘留，是中國文學藝術振興的大敵。它與建設和諧社會的主題是格格不入的。靈魂工程師首先要淨化自己的精神世界，只有胸懷廣闊的人，才能創作出大氣豪邁的作品。
我們的文學愛好者，專業文學工作者必須不辱使命，站在新世紀的歷史高度，努力營造出一種相互尊重、相互學習、共同提高、共同發展的濃厚氛圍，不斷創作出優秀的作品，使文學園地裏春天常在，花香芬芳。
其一，古人禮儀莊重，追求仕途之職
未中甚至被召成爲御史，是時時刻刻臥薪嚐膽。詩人孤芳自賞，脾氣急躁，往往不被封臣勾結，未必能夠請客取悅，此乃禮數交往，沒有及時錢財，難以在宮廷裏闖出一片天地，發展仕途;浪漫劍客短兵之相識，且不被人知，艱難撐過苦日子。
其二，文人幾人養一家，家庭不和睦
家計支出大，讓詩人月光盡失，幾人家中焉能存得多少物質常消?在此，文人只能盡力把詩句寫出，換來微薄收入以供家計，但物質常消之衰敗，無力償還家裏生活雜費，況一家內鬥不少，使家庭破產寸步難行，暗示着他未可以闖出人生一片輝煌，落魄苦苦撐過。
其三，古人鑽研文史，處處無門
古代文人常常沉迷於經史之學，沒完沒了，欠費多多，使其家裏負債累累。詩人修得個百般精妙，而且絕不老舊，坊店裏口耳不傳，流言也沒有，奈何把作品寄出去又不能把鍋裏的油倒出來，此乃無異佳人百般技能，卻處處無門，爾後落得有時受盡苦惱。
爲何古代大作家大詩人生活都那麼慘？
如果我們做一下清理，我們會發現，古代著名的詞人、詞人、散文家、劇作家、小說家等，沒有一個在政治上一帆風順的。生活富裕而幸福。
比如大詩人陶淵明，不擅長做官，回去隱居也不擅長種莊稼，兩次被驅逐，最後沉入汨羅江。比如杜甫只能住在小屋裏，住在別人的籬笆下。最後，他因爲終於吃到了燉牛肉而腫死了。比如偉大的文學人物曹雪芹，卻過着悲慘而悲慘的生活。
可以說，古代偉大的詩人、文學家，沒有一個過着美好的生活。而越有名的詩人、作家，生活就越悲慘。以至於古人有一句話：“詩先貧於工”。也就是說，你活得好，一定寫得不好。只有生活苦不堪言、苦不堪言，文章才能寫得好。
因此，有人得出這樣的結論：文學是無用的東西，搞文學就是誤入歧途。如果你想讓你的生活變得更好，就遠離文學。
顯然，這種“文學有害論”是極其錯誤的。文學可以使我們的靈魂高貴，文學可以使我們的人性堅強，文學可以使我們的生活豐富，文學可以使我們的精神潔淨。文學可以讓我們在黑暗、苦難的現實生活中找到一縷向上、可呼吸的精神光明。
有人可能會輕蔑地說，你把文學說得那麼好，爲什麼古代的作家、詩人的生活卻如此悲慘？
要回答這個問題，我覺得有必要搞清楚古人爲什麼寫文章。
在我們的印象中，古人能詩能文，所以他們的境遇不好，生活不如意，命運也很悲慘。事實上，我們可能把邏輯顛倒了。古人大概是因爲環境惡劣、生活不如意才寫詩作文的。
這顯然與我們今天的情況相反。今天的人們可以通過寫詩和作曲來賺取版稅。有一些網絡作家靠流量來計算稿費，而且他們的稿費相當客觀，從而成爲高收入羣體。
即使他不寫網絡文學，如果他寫的書發行量大，能夠成爲暢銷書，那麼作者還是可以賺到不少錢的。
即使是那些寫詩作文賺不到錢的人，也常常會加入某個文學圈子，因爲他們可以有這個愛好，並在這個文學圈子裏得到好處。也就是說，目前文學已經成爲一個重要的`經濟實體。
然而，古人的文學並不賺錢，也不是科舉考試的必備文體。它本身並不產生經濟效益。所以，古人並沒有刻意去寫文章。
當然，並不是說古人就沒有那種爲了好玩而寫的東西。其實古人寫了很多東西都是爲了好玩。比如酒會聚會時，大家也會吟詩作賦。
另外，皇帝或者其他王公貴族自己也會養很多慶客，這些人也會爲皇帝或者王公貴族寫詩助興。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
然而，自古以來，這樣的詩詞文章都寫不好。而且，寫出這樣文章的詩人、作家，沒有一個能成爲偉大的詩人、作家，甚至不能算詩人、作家。
還有一些詩和文章，特別是一些詩，只是音樂的一部分。從樂府到後來的曲調，大部分詩都是詞曲。所以，這樣的東西根本不能算是文學。當然，寫出這樣的東西的人不可能成爲偉大的作家和詩人。
真正能成爲偉大作家、偉大詩人的人，生活一定很不如意。因爲不如意，他們鬱悶，不抱怨，於是他們開始寫作。
比如陶淵明，因爲看到了官場中那些醜陋的靈魂，他不願意爲了五斗米而彎腰，所以他回到了家鄉。回到鄉村並不是他的夢想，但世界太黑暗，他不得不這麼做。因此，心裏的壓抑就會更深。
杜甫也是一樣。由於安史之亂，他流離失所，無家可歸，過着寄人籬下的生活。這些都是他的坎坷，都是他的痛苦。他表達了他的痛苦，這成爲了優秀的文學作品。如果他的家人沒有遭受災難，
曹雪芹就不會寫下《紅樓夢》。就算他想寫《紅樓夢》，也絕對不可能寫得這麼好。後世有很多人想要完成《紅樓夢》。爲什麼他們沒有一個有影響力，沒有一個能趕上曹雪芹？就是因爲這些人過着安逸的生活，無法同情別人，所以他們沒有任何的挫敗感。
所以，這個問題真是反了。不是偉大的作家、詩人的生活不如意，而是生活不如意，才成爲了偉大的作家、詩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