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生態問題，文化生態學主張從人、自然、社會、文化的各種變量的交互作用中研究文化產生、發展的規律，用以尋求不同民族文化發展的特殊形貌和模式。下面小編就來說說文化生態問題是什麼？
文化生態問題1
“文化生態”失衡問題的提出
在當今自然界生態平衡遭到破壞時，其實人類社會所創立的文化生態的平衡也在遭到破壞。之所以有這樣的想法，是因爲筆者認爲人類所創造的每一種文化都是一個動態的生命體，各種文化聚集在一起，形成各種不同的文化羣落，文化圈、甚至類似生物鏈的文化鏈。它們互相關聯成一張動態的生命之網，其作爲人類文化整體的有機組成部分，都具有自身的價值，爲維護整個人類文化的完整性而發揮着自己的作用。
這種將人類不同的文化看成是一張互相作用的網絡的觀念，是對人類文化整體的一種領悟。而這種領悟的關鍵在於，我們將如何去理解人類各文化之間的一種相互作用的關係。
據統計，隨着工業文明的迅速發展，每天都有100種左右的物種在消失，這麼多物種在短時期內的消失，會使得地球上錯綜複雜的生命之網的完整機體，遭到致命的傷害。
但是，卻從來沒有人統計過，隨着工業文明的侵染，每年有多少地方性的傳統文化在消失，而這種消失也會對人類的文化生態帶來傷害嗎？這正是本文要提出的問題，這個問題筆者目前考慮得還不太成熟，但正因爲不成熟，所以才覺得有必要提出來和大家一起探討。
一種傳統的地方性文化的消失，也許就象一個生物羣落裏的最不起眼的微生物的消失一樣，並不會對整個的生物羣落帶來任何的影響，但如果千千萬萬個類似這樣的文化都在消失的話，問題就不會那麼簡單了，它會產生一個什麼樣的後果呢？文化是一個隱含在人們思想、行爲、觀念中的一種抽象的概念，現代文明對它產生的危害性是慢慢顯露出來的，不象自然生態來得那麼快、那麼明顯。
而且，也不容易說明白。所以，在這裏筆者打算先運用一點生物學中存在於農作物裏的現象，來幫助和啓發我們思考一些問題。
按照生物學的觀點，每一粒種子（以及每一根芽苗）都攜帶着種質；它不僅含有基因，而且還包含着全套的特殊機制，藉以控制遺傳、規定基因結合的模式、表現基因的特性。食物供應的未來健康取決於種類繁多的不可代替的種質。農作物本身的基因具有抵抗枯萎症、蟲害和氣候改變造成的大規模破壞的能力。這種抵抗能力對任何食物供應都起到決定作用。要保持基因的抵抗力，就必須不斷引進種質的新變種，而許多變種只在某地的一些特定野生環境中才能找到。
現代的'生物技術創造出了某些具有優良特性的新的作物品種，整齊、高產、甚至具有天然抵抗蟲災的能力。但這種實驗室裏創造出來的新品種很快會形成各種天敵，有時只有幾個生長季節就遭到破壞。雖然每隔幾年把新基因嫁接到商用品種上可以加強它們基因的抵抗能力，但是，能夠提高糧食作物活力的多種基因只存在於野生環境。而且，農作物生存的能力取決於它的基因資源的豐富多樣。但我們現在的作物大多數是單一培育的品種，可能用不了多久，入侵者就會發現這些莊稼的基因防線中的弱點，而我們的人造基因庫對此無能爲力。
現代作物的基因是軟弱的。它們的天敵能夠有效的發現它們的弱點，所以，即使最富於生產力的新品種有一天也必須拋棄。爲了與迅速形成的病蟲害競賽，科學家被迫不斷地在他們的溫室和種子庫中搜尋新的遺傳特徵，使下一個“奇蹟作物”能夠躲過面前的“奇蹟兇犯”，而同時又爲更大量的人口生產更高產的糧食。
但是，時不時的又會出現新的病蟲害，而他們的基因儲藏庫中沒有任何一種能與之抵抗。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只能指望人工品種在大自然裏有一個足夠強壯的“野生親戚”。這些野生植物在自然環境的激烈鬥爭中獲得了一種遺傳的抵抗力。這是那些嬌生貫養的人工作物所沒有的一種抵抗力。
找到這門遠房親戚常常不是簡單的事情。植物學家必須要到地球上的某一特定地點，到受到危害的植物的老家去尋找，這些基因家鄉也叫遺傳多樣性中心。比如，咖啡的多樣性中心在埃塞俄比亞高原地帶；玉米的多樣性中心是墨西哥和中美的高原地帶等。幾百年甚至幾千年來，這些偏遠的多樣性中心是安全的。因爲它們具有多樣的土壤類型、地形和氣候。此外，高山的交通不便，各山谷之間各自隔離，爲這些地方提供了相對良好的保護，免遭文明和商業活動的破壞。
不幸的是，我們地球文明急速增長的人口對土地、木材和各式各樣資源的要求都如此貪婪，許多社區迅速侵害了所有的多樣性中心，甚至一些最偏遠的中心。事實告訴我們，避免動植物滅絕的一種辦法是保留足夠的遺傳品種來成功地適應環境改變。如果它的遺傳多樣性減低，那麼它所受到的危害程度就相對增加了，有時會超過一個限度，結果一個品種就會無法避免完全消失的命運。其實，在農業史大部分時期，遺傳的多樣性不僅可以在糧食的野生親屬中間找到，還可以在在所謂的農田種族或稱原始栽培變種中找到。這些植物在遺傳上與全球農業系統中使用的糧食作物有關聯，是較原始的農業系統中開發出來的。
它們既非生長在山谷中未經耕種的野生親戚，又不象它們現代的雜交表兄弟那麼精微高雅，然而它們卻含有比先進的繁殖育種系統大得多的遺傳多樣性。不幸的是，許多農田種族由於現代高產品種的蔓延，目前也受到危害。1990年，在印度馬拉斯舉行了一次國際會議。這次會議作出結論說，不幸的現實是，許多國家在知道或不知道的情況下，由於高產品種的蔓延而喪失了他們傳統的農田族類，從而增加了遺傳單一性。
以上筆者花了那麼大的篇幅來說明農植物的遺傳性和多樣性的問題，就是希望通過這樣的例子來說明一些文化生態中的傳統性和多樣性的問題。如果我們把西方文化看成是那中人工培植的高產品種，把一些尚未被現代化侵染的原始文化看成是生長在偏遠高山中植物多樣性中心的野生植物，把正在發展中的國家的傳統文化看成是傳統的農田族類的話，我們就會發現它們有許多的相似之處。
當然，也許這些例子並不恰當，但筆者在這裏想說明的是，植物的健康生長需要多樣性的遺傳基因，同樣人類文化的正常發展也需要多樣性的傳統與智慧。
文化生態問題2
我國存在的生態環境問題主要有哪些
1、水土流失嚴重。建國初期，全國水土流失面積爲116萬平方公里。據1992年衛星遙感測算，中國水土流失面積爲179.4萬平方公里，佔全國國土面積的18.7%。中國水土流失特別嚴重的地區（從北到南）主要有：西遼河上游，黃土高原地區，嘉陵江中上游，金沙江下游，橫斷山脈地區，以及部分南方山地丘陵區。
2、沙漠化迅速發展。中國是世界上沙漠化受害最深的國家之一。北方地區沙漠、戈壁、沙漠化土地已超過149萬平方公里，約佔國土面積的15.5%。近25年共喪失土地3.9萬平方公里。目前約有5900萬畝農田，7400萬畝草場，2000多公里鐵路以及許多城鎮、工礦、鄉村受到沙漠化威脅。
3、草原退化加劇。70年代，草場面積退化率爲15%，80年代中期已達30%以上。全國草原退化面積達10億畝，目前仍以每年2000多萬畝退化速度在擴大。由於草原的嚴重退化，從而導致牧草產量持續下降。
4、森林資源銳減。中國許多主要林區，森林面積大幅度減少，昔日鬱鬱蔥蔥的林海已一去不復返。全國森林採伐量和消耗量遠遠超過林木生長量。
5、生物物種加速滅絕。據估計，中國的植物物種中約15-20%處於瀕危狀態，僅高等植物中瀕危植物就高達4000-5000種。近30多年來的資料表明，高鼻羚羊、白鰭豚、野象、熊貓、東北虎等珍貴野生動物分佈區顯著縮小，種羣數量銳減。
6、地下水位下降。多年來，由於過分開採地下水，在北方地區形成8個總面積達1.5萬平方公里的超產區，導致華北地區地下水位每年平均下降12釐米。1949年以來，中國湖泊減少了500多個，面積縮小約1.86萬平方公里，佔現有面積的26.3%，湖泊蓄水量減少513億立方米，其中淡水量減少340億立方米。
7、水體污染明顯加重。據1987年典型城市監測調查，有42%的城市飲用水源地受到嚴重污染；63%的城市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在調查的532條河流中，有82%的河流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全國約有7億人口飲用大腸桿菌超標水，約有1.7億人飲用受有機物污染的水。
8、大氣污染嚴重。中國大氣污染屬於煤煙型污染，北方重於南方；中小城市污染勢頭甚於大城市；產煤區重於非產煤區；冬季重於夏季；早晚重於中午。目前中國能源消耗以煤爲主，約佔能源消費總量的四分之三。
煤是一種骯髒能源，燃燒產生大量的粉塵、二氧化碳等污染物，是中國大氣污染日益嚴重的主要原因。近年來，廢渣存放量過大，垃圾包圍城市。中國廢渣年產生量已超過5億噸，處理能力趕不上排放量。1988年全國積存量爲66億噸，人均6噸廢渣。
據統計，全國城市生活垃圾爲6000萬噸/年，比10年前增加了一倍。在380個城市中，至少有三分之二的城市處在垃圾包圍之中。僅北京三環、四環路之間就有50米以上的垃圾山4500多座，佔地超過7000畝。
9、環境污染向農村蔓延。鄉鎮企業迅速發展成爲農村工業化的重要方向，以及二元經濟結構向現代經濟結構轉變的中介。與此同時，也給農村帶來生態環境更大範圍的污染，對農業資源、礦產資源造成更爲嚴重的浪費。1978年以前，農村環境污染主要是化肥、農藥等，1978年以後鄉鎮企業成爲農村主要污染源。
擴展資料：
報告展示了2018年生態環境狀況的多組數據。
從大氣環境來看，空氣質量繼續改善，污染程度有所減輕。2018年，全國338個地級及以上城市中有121個城市達標，同比增加22個。
全年優良天數比率爲79.3%，同比提高1.3個百分點，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數比率同比下降0.3%；PM2.5濃度同比下降9.3%。重污染天氣過程的峯值濃度、污染強度、持續時間和影響範圍均明顯降低。
在水環境狀況方面，報告顯示，全國地表水Ⅰ-Ⅲ類水體比例同比提高3.1個百分點，劣Ⅴ類水體比例同比降低1.6個百分點。
長江、黃河、珠江等10大流域Ⅰ-Ⅲ類水質斷面比例同比提高2.5個百分點，劣Ⅴ類水質斷面比例同比降低1.5個百分點；重點湖庫水質有所好轉，水生態環境問題依然突出，總磷仍是重點湖庫的首要污染物。
在土壤環境狀況方面，全國土壤環境風險管控進一步強化，部分地區耕地土壤污染加重趨勢得到初步遏制。
文化生態問題3
生態問題的深層是文化問題
生態文學是以自覺的生態意識反映人與自然關係的文學。它把自然作爲抒寫對象，主張人與自然是一種平等的關係，強調人對自然的尊重，強調人的責任與擔當。不同於一般意義上的文學，生態文學除了反映人與自然的關係是怎樣的，還有一個重要的功能，便是要反映人與自然的關係應該是怎樣的。
從這個意義上說，普里什文、屠格涅夫的作品不能算是生態文學，只能說是描繪自然的文學。因爲在他們的作品中，人還是處在中心的位置，大自然不過是背景。有人問起普里什文如何理解幸福？普里什文不加思索地回答：“所謂幸福，就是一槍準確地射中一隻飛鳥。”儘管屠格涅夫在作品中對麥子、灌木叢、白樺樹、扁角鹿、松鴉、黑熊的描繪是細緻入微的，但其主題仍然是批判農奴制，而非爲俄羅斯的自然請命。不過，這也無可厚非。因爲同其他國家一樣，19世紀的俄羅斯尚未暴露出嚴重的生態問題。何況在他們的狩獵故事中，我們看到的不是殘酷和血淋淋的場面，而是對自然和野生動物的摯愛與親情。
同上述二者相比，加拿大作家莫厄特是一位真正意義上的生態文學作家，他對狩獵行爲疾惡如仇。他的作品《與狼共舞》《被捕殺的困鯨》《鹿之民》《屠海》等充滿強烈的生態意識。他以一己之力，幾乎是獨臂扭轉了狼在公衆面前的形象，使其從令人恐懼的惡魔變成了荒漠上的浪漫象徵。
生態文學所持的生態整體觀——大地完整性——的主張，即不把人類作爲自然界的中心，不把人類的利益作爲價值判斷的終極尺度，並不意味生態文學蔑視或反人類。恰恰相反，生態的整體利益是人類的根本利益和最高價值。生態文學已經對人的言論、行爲、價值觀和思維方式產生了重要的影響。人類只有放棄或者矯正一些糟糕的行爲，不把自己作爲自然的中心，纔有可能逐漸遠離生態危機。
莫厄特的作品對我的生態文學創作產生了重要的影響。至今，我的牀頭還擺放着他的《被捕殺的困鯨》。這本書時刻提醒着我，什麼是生態文學作家的使命和責任。我的生態文學創作始於上世紀80年代，第一篇報告文學《秦嶺大熊貓》發表在浩然擔任主編的《北京文學》上，寫的是大熊貓專家潘文石和呂植在秦嶺深處研究大熊貓的故事。由於伐木的油鋸轟鳴聲不絕於耳，使得大熊貓棲息地整日不得安寧，竹子及其他植物資源遭到了嚴重破壞。潘文石和呂植奔走呼號，甚至驚動了中【南海】。在輿論壓力下，當時以採伐木材爲主的長青林業局被迫停產。後來，我又創作了《遙遠的虎嘯》，也是發表在《北京文學》上。這篇作品記述了民間尋虎人吳德崇經歷種種曲折和磨難尋找華南虎的過程。同時，也向社會發出了華南虎面臨危機的信號。回頭來看，自己那一時期的作品，生態吶喊和生態警醒的居多。
進入21世紀，人類的行爲開始變得理智起來。隨着退耕還林、天然林保護等爲代表的一批生態建設工程的實施，中國人對待自然的態度發生了重要變化。亂砍濫伐和亂捕濫獵已經成爲可恥的事情，沒人敢在光天化日之下非法伐木和獵殺野生動物了。由於工作關係，我有幸參與和見證了一些重大生態工程的建設過程，而作爲一個生態文學作家，使命和責任要求我必須把這一切記錄下來。於是，便又相繼創作了報告文學《共和國：退耕還林》《告別伐木時代》《大興安嶺時間》等。
近幾年，在創作《一種精神》《烏樑素海》《油茶時代》《薇甘菊》《粒粒飽滿》等作品的過程中，我逐漸認識到，生態問題不是技術問題，不是管理問題，甚至也不是經濟問題，而是深層的文化問題。這就要求，生態文學必須回到本源去——進入人的內心。我們心中的道德律所起的作用，我們對自然的敬畏和尊重，我們對於發展的巔峯到底是什麼的重新審視和思考，是生態文學萬萬不能忽略的。
克服現代化的輕率和功利，將生態意識和自然倫理精神深深地嵌入到我們民族文化中，把生態文明的種子播入每個人的內心。或許，生態文學的使命和責任就在這裏。
